中老年叨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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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当一个哲学家离开后,我们才想起问:我们的产品在杀死什么?

借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观察互联网产品与算法机制,追问流量、商业成功和公共讨论之间的关系。技术人参与社会结构的设计,需要审视产品如何改变交流、选择与共同生活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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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3月14日,我还在无人区里狂奔的时候,人类的世界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于尔根·哈贝马斯在德国施塔恩贝格去世,享年9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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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一名科技创业者,这个名字可能对你来说跟我大概一样很陌生。

我最初知道这个人是从这位哲学家对于互联网(新的公共领域)做出了一个冷峻的判断:

“虽然互联网聚集着民主意志,看起来是一种解放,但在虚拟世界中去维护一种包容接纳氛围的过程中,碎片化的新媒体不仅没有传统媒体一般的向心力,无法形成共享化的舆论,通信技术的更新也并未着意于公众注意的团结,而是早早完成了注意力的商业开发,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窃取私人信息来操纵消费者,甚至还会有产生不正当的政治目的。

一切已然触发了公域的解体,这让哈贝马斯感到恼火,并声称“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其首要目标是为经济服务而非为文化服务的新媒体革命。”

昨日还在想要不要写点啥,今天转机回上海时正好看到@hotcan 的一篇文章:“好好说话”:创业者对哈贝马斯的纪念,于是在飞机上写了点当时看到哈尔贝斯这个论断时候的思考。

01. 公共领域:被我们遗忘的概念

1962年,哈贝马斯出版《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他讨论了一个问题:18世纪的英国人是怎么讨论公共事务的?

答案是咖啡馆。不同阶层的人走进来,讨论税法、垄断、外交。这些讨论有三个特点:参与是开放的,讨论是理性的,目标是共识。哈贝马斯把这种空间叫做**“公共领域”**。

为什么这重要?因为这种空间是现代民主的基础设施。没有它,民主只是一张选票——你四年投一次,投完就没你事了。

但到了19世纪,咖啡馆被报纸取代。少数人在说,多数人在听。报纸被资本控制后,开始迎合读者的情绪而非理性。 公共领域变成了”被操纵的公共领域”。

02. 互联网:救赎还是掘墓人?

1990年代开始,互联网带来希望:任何人都可以发言,任何人都可以回应任何人。互联网乌托邦主义者宣布:互联网将拯救民主。

但哈贝马斯没有那么乐观: “互联网并未实现其最初促进民主辩论的潜力,反而通过加剧信息碎片化、意见极化和商业操纵,完成了对“理性公共领域”的最后一击。原本希望的“开放平台”变成了回声室,公民理性交流的空间反而被严重侵蚀。”

核心逻辑是:

  • 从合理协商到信息茧房: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需要一个基于共识的理性辩论空间。而互联网算法推动的信息定制(Filter Bubbles)让人们只看到自己认同的观点,严重分裂了公共空间,使理性的理性协商变得不可能。
  • 理性辩论被商业化取代: 原本的公共领域被社交媒体的商业逻辑垄断,点击率和流量高于内容的真理性和公共价值。大众传媒时代的问题未解,网络平台带来的“去中心化”却带来了更严重的“去理性化”。
  • 公共意见的操纵: 互联网环境下,操纵舆论的成本极低。网络水军、虚假信息和机器人账号使得表面热闹的公共讨论,实际上可能已被利益集团或权威力量操纵,不再反映真正的公民理性思维。

03. 对于产品人意味着什么?

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做的产品,是在建设公共领域,还是在破坏它?

如果回答是”我只是在做一个工具”——请再想想。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提出,有效的沟通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真实性 (你说的内容是真的)、 正确性 (你说的话在道德规范上可接受)、 真诚性 (你的表达反映真实意图)。

这三个条件不只是道德要求,也是交往成功的技术前提。

你做的产品,在这三个维度上得分如何?

  • 你的推荐系统是在帮助用户找到真实信息,还是在制造信息茧房?
  • 你的社区规则是在保护正当讨论,还是在压制异见?
  • 你的商业模式是在鼓励真诚表达,还是在奖励表演和操控?

如果你用点击率、停留时长、分享率来优化算法,这些指标有一个共同盲点: 它们测量的是”反应”,不是”理解”。 用户点击了,不代表用户理解了。

这正是哈贝马斯警告的:经济目的压倒文化目的。你在优化一个让用户”上瘾”的系统,而不是一个让用户”理解”的系统。

04. 我们能做什么?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因为我有答案。但我有一个困惑:

我们这些做产品的人,到底在创造什么样的世界?

几点可能的方向:

第一,反思商业模式。 如果一个ToB软件的收入主要来自GMV或流量,那么就是在卖用户的注意力。订阅制用户付费模式可能增长慢,但可能让你有空间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而不是一个批了科技外衣的“黄牛”。

第二,重新定义”成功指标”。 ToC的产品,也许应该在产品指标中加入”质量指标”:不只是”用户停留了多久”,而是”用户学到了什么”;不只是”用户点击了多少次”,而是”用户做出了什么决策”。

第三,保持一点”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虽然在当下这个词被人人喊打)。 哈贝马斯在长达六十年的时间里,参与了德国几乎每一场重大公共讨论。我们能不能在做产品时问自己:这对公共领域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在让用户更有能力思考,还是更依赖我的算法?


05. 不知道起什么段落名字,想到哪写到哪

哈贝马斯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从他对互联网的批评来看,似乎是。但他也是一个深刻的乐观主义者—— 他相信”理性”的力量。

正如一篇《界面新闻》的文章标题所说: “批评哈贝马斯很容易,但这个时代恰恰缺少他的’天真’。”

在一个犬儒主义盛行的时代,哈贝马斯坚持说:理性没有死,它只是被压制了。而有能力者的任务,是不是应该就是创造条件让它重生。

技术从来不是中性的。 每一行代码、每一个算法、每一个界面设计,都隐含着价值观的选择。技术人不是中立的工具制造者,我们是社会的设计者——至少是参与者。

让我用一个问题结束这篇文章:

假设有一天,你的产品成功了——用户数以亿计,收入以十亿计,你被誉为”改变世界的企业家”。

然后,有人问你:

“你的产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了,还是更糟了?”

你会怎么回答?

如果你现在不知道答案,也许现在是开始思考的时候。

声明 :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不构成任何投资或商业建议。

06. 原文来源

原文发表于微信公众号“中老年叨叨”(2026年3月17日 22:05)。查看微信公众号原文。